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博士B．A．瓦久林谈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海外来稿

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博士 B. A. 瓦久林谈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事件无论如何也不会扭转历史的总进程。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历史的发展通常是曲折的，其中包含着许多多转折和后退。历史发展中不仅有革命，而且有反革命。现在，在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正经历着反革命。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区别。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是依靠内部条件实现的。而在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军队的存在而实现的。东欧国家反革命现象发生的相对迅速，第一是由于它们的领土小，第二是由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特点。在俄罗斯，反革命正在并将会遇到大得多的困难，这将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现在还不能说反革命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还有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虽然这种偶然性因素比较小，但还不是历史的倒退，因为历史完全的倒退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的反革命并非稀有现象。几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期都出现过反革命。在意大利、英国、法国都曾出现过反革命。在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下，在阶级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奴隶制社会，我们同样也能看到这种反革命现象。因此，可以说反革命和革命一样也是一种符合规律的现象。在任何社会形态形成时期，反革命实际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历史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就在于，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联合的前提和发展。由于人类越来越趋于联合，因此变革更具广泛性，所涉及的领土和群众将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多。现在，反革命实质上是在一系列国家范围内发生的，从历史的观点可以说是在一组国家同时发生的。在一系列建立了新体制的国家出现了反革命。反革命的这种广泛的规模也是自然的，因为现在人类恰恰处于向联合方向过渡的时期。

自然，为了使反革命成功，反革命应该首先从这些国家之中的最强大的国家，即从前苏联开始。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东欧国家进行反革命更容易些。没有前苏联的反革命，其他东欧国家的反革命很少有可能成功。

只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这一因素本身还不能说明，历史进一步发展，向共产主义过渡已不可能。至此有根据地说，这种发展方向必将实现，如果从人类整个历史来考察的话。问题在于，人类发展合乎规律地具有螺旋性质。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长河一个大螺旋圈的最后一环，无论从生产力还是从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来看都可以这样说（略）。

无论是从生产力发展来看还是从生产关系来看，历史的发展趋向都是人类的联合。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存在着垄断性质，但私有制仍保存，也就是生产仍具有私人性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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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的社会化和人类的联合趋向是根本不过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首先就在于，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形成社会生产的统治地位，正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性生产占统治地位一样。资本主义是螺旋圈的一个中间阶段，是第一个否定的完成阶段。总之，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这一过程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的想象是不同的。从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由共产主义过渡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而现在看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从整个以往的历史向一个新型的历史过渡。也就是说，应该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考察共产主义，而不是从一个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范围内来考察它。这就是说，不能仅从某一国、如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过渡。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一个国家角度来观察就会自己走进死胡同，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而那些想几年内就看到共产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是最终瓦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最终死亡。而这种观点是“局外人”的观点，马克思将他们称为小市民、市侩。恰恰是在这群人产生了悲观失望，这也包括一部分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既然不是以远景观点看待历史，一些共产党就失去了活动的目标，因而正在瓦解。当共产党看不到运动的目的，看不到这种目的的现实性时，其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时期内，看来这种瓦解的过程将会发生。但这并非永久性的。存在着历史的法则，它们在数千年内已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它们将继续沿着已确定的方向起作用。这说的不是主观愿望，不是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可以指着的规律。当然，信仰是重要的，但它不是主要的。如果人们仅仅是信仰共产主义，那么这是一种教徒，是把共产主义与宗教联系起来了。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信念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

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反革命？

任何反革命都会在某种时期解决某种社会所需的任务。但全部问题就在于，这里什么是主要的，什么决定着所发生的过程的性质。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反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未能充分适应成长期资产阶级关系，而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热月或变分子更加适应某种传统。这也就产生了反革命。现在的反革命也正是这样。

为什么反革命分子能够迷惑人呢？他们之所以能够迷惑人民不简单是由于其欺骗，而人民要求解决某种未解决的任务。存在着一些复杂的、相互矛盾的、需要满足而不能满足的社会需要。但问题在于怎样解决，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这些任务。反革命不是在空地上出现的，它像革命一样也是一种矛盾过程。但这里应该看到，这一过程中什么是基本的、主要的、深刻的、从历史发展前景角度来看是占统治地位的。从历史发展前景角度来看，占统治地位首先是，主要是革命。

如何利用所说的历史逻辑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一个真正复杂的问题。现在，社会还未处于成熟的阶段，但不能说成熟阶段的任何标志、任何因素都不存在。第一，这种社会的前提是存在的。第二，我们已经经历了所谓普劳式的共产主义，即使这种共产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小资产阶级的，但这些竟是出现新社会制度的某种阶段。也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这是一种矛盾的社会。例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还有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由此就得出结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人。普劳式的共产主义同样如此。它是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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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过渡，虽然它身上还长着“鲫”，也就是还有在着社会发展更低级阶段的特征。

我认为，新阶段已经出现了，在我们这里暂时消失则是另一回事。它虽然带着“鲫”，但毕竟出现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为我们提供了预见的可能性。这种预见比卡尔·马克思时代更为精确，更为遥远些，当然也要考虑到它还带着“鲫”。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出现了新社会的某种前提。因此，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某种概念不是偶然的。这种概念与不存在这种前提时出现的理论和学说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已经有可能吸取一些经验，它们或好或坏，但毕竟是经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吸取已有的经验。在这里思维方式起着重要作用。当然，关于未来社会一系列关系方面的概念将具有假设性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并未由于我们今天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而终结。但是，从全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的前提今天在不小程度上已经形成，因而更有可能研究这种社会。

共产主义的前提是什么呢：这种前提之一就是生产的联合性质。人类历史发展螺旋中的现阶段总体上也可以归结为这种前提。我们可以根据前一阶段的发展来预见这种螺旋图的终点。

什么是“人类的通途”？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恰恰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的通途”。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仅大生产、大联合体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大联合体、跨国公司的实力在增长。这就意味着，“人类的通途”是指着生产的兼并、联合和社会化方向发展。须知，跨国公司本身就是生产联合的因素。但是，跨国公司再发达也不是历史发展所要求的那种联合，联合、社会化还要进一步发展，这将导致与现今的国家发生矛盾，跨国公司并非人类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的通途并不在于我国“民主派”所设想的那种方向。

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上述现象具有全世界历史性质。现代经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形成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过程都需要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矛盾。首先是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当然是永远存在的，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它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范围内形成的。一系列国家发展的现实的不平衡性影响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重要的矛盾之一。更发达的国家与欠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剥削关系（首先是通过不等价交换）乃是国际联系中的最重要关系。这样，剥削已越出了国家的范围，具有了全世界的性质。

与剥削进行的斗争首先是在被剥削国家出现。社会主义革命通常不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完成，而是首先在欠发达国家完成，也就是在受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国家完成。与此同时，在欠发达国家，工业欠发达，整个生产欠发达，生产的社会性欠发达。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在被剥削的国家存在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又不如进行剥削的国家发达。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欠发达国家不仅进行经济进攻，而且进行思想、军事和政治进攻。因此，欠发达国家一开始就陷入不利的地位。因此，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须知，这些国家的内部条件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如果其落后性不迅速被克服，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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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就会增长。从这种意义上说，列宁关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不超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文化的根本不能不说是预言性的。按马克思的表述则是，如果不迅速克服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落后性，“一切旧污秽”复活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过程：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新社会的萌芽（如劳动权、免费教育、医疗帮助等），但另一方面，经济上还落后，还没有对于新社会要求来说是足够发达的生产，这又为“一切旧污秽”复活提供了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越是落后“旧污秽”复活的可能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问题取决于主观因素，而它们也是矛盾的。通过新社会的别的途径是没有的，这条道路是必要的，但又是矛盾的、复杂的。例如，俄罗斯进行了革命，但手工劳动在国民经济中至今平均尚占40%。手工劳动是从人占有和阶级社会的基础。这样，新社会的基础本身在长期内也是矛盾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基础是存在的，而从另一些方面来说它又不存在。一方面手工劳动尚占很大比重，另一方面也具有发达的生产部门（如航天工业、军事工业）。

从以上的叙述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批社会主义革命伴随反革命的可能性最大。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但首先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圈外出现的，将来也会是这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遭到失败和被反革命所取代。但这种革命将会从灰烬中一再出现，直到其最终、永久性地胜利。即使资本主义反革命取得胜利，那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我国的反革命难道能够消除苏维埃政权年代取得的全部成果吗？举一个日常例子：把社会主义交往中的“同志”改为剥削者交往中的“先生”是何等困难，多么别扭！

反革命局部地胜利了，但付出了代价。如陈际冲突，犯罪灾难性地增长，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人民精神上的堕落等。代价还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预防资本主义复兴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着什么样的可能性呢？由于经济进一步破坏，对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反抗会高涨。人们大多数现在尚未意识到所发生的过程。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还对资本主义美好生活抱有幻想，人们还认为国家将跨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他们尚不了解，资本主义反革命实际上正是向他们进攻。人们大多数都处于消极状态。现在这样一种观念越来越广泛地流行，即不相信任何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民主派。这样，消除反革命的可能性将取决于，经济是迅速发展还是迅速瓦解，居民的困难是迅速加重还是迅速克服，取决于当权者将如何改变手法。应该承认，他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在吸取教训，但1992年秋和1992～1993年冬的状况已能对资本主义反革命初步的经济结果和前景做出相对明确的判断。

现在存在着各种社会倾向。一方面，民族情绪，民族爱国主义情绪在加强，民族主义力量实际上是宽阔力量的作用在提高，在这些力量的代表者之间有不少人主观上希望国家富强，但民族爱国主义力量差别很大。叶立钦也会设法利用这种民族爱国主义“牌”。另一方面，“民主派”的右翼（前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型的“民主派”）的加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这些人的意向绝不会与叶立钦的意向相对立。

（摘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载《列宁》杂志，第1993年版。）

（王金存译）